仅仅依靠辨别肺癌为非小细胞癌还是小细胞癌即可展开治疗的时代，早已远去。如今，肺癌的最佳治疗方案不仅仅取决于精确的组织病理学诊断结果，也决定于对肿瘤分子特征的把握[1]。治疗前分子检测的重要性在细胞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分析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诸多试验都表明，EGFR突变阳性患者在一、二、三线治疗中接受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可以获得较好的疗效。

西班牙肺癌研究组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在EGFR-TKI治疗前，进行EGFR突变前瞻性检测的可行性[2]。在一些EGFR-TKI及铂类双药治疗晚期非小细胞癌患者Ⅲ期对比试验中，该结论得到了进一步验证[3-8]。IPASS试验及First-SIGNAL试验比较了吉非替尼以及标准化疗用于一线治疗具有EGFR突变临床危险因素患者的疗效 [4,7]。IPASS试验进行了基于EGFR突变状态的计划亚组分析，分析显示伴有EGFR突变的患者接受吉非替尼一线治疗所获得的无进展生存期（PFS）比化疗长，而EGFR未突变的患者则在标准化疗中有更好的效果[7]。另外两项仅针对伴有EGFR突变患者的试验（WJOTG3405及NEJ002）也肯定了IPASS及First- SIGNAL的试验结果。在美国，吉非替尼尚未获准用于临床，但在其他国家，吉非替尼已成为EGFR突变阳性患者一线治疗的常规用药。OPTIMAL Ⅲ期试验是首个对EGFR突变阳性患者进行厄洛替尼（在美国已获用药批准）及化疗疗效比较的研究，其结果与吉非替尼试验类似，也表明经EGFR-TKI治疗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更长[8]。此外，欧洲的EURTAC Ⅲ期试验也证明EGFR突变阳性的非小细胞癌患者经厄洛替尼一线治疗能够获得比化疗更长的无进展生存期[9]，这进一步验证了在治疗开始前进行分子检验的必要性。

然而，EGFR受体分子检测在维持治疗方案制订中的效果尚未清楚。本期的《肺癌转化研究》重印了Brugger等[10]在《临床肿瘤学杂志》中关于未经手术切除的非小细胞癌患者的顺序特罗凯分子分析研究报告（SATURN）[11]。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成功收集了大部分入组患者的组织标本用以进行生物标记分析。此外，该项研究以其终极目标为导向，并实现了研究最终目标，即治疗组所有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得到延长，而且经IHC检测提示EGFR阳性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也得到了延长。在SATURN研究中，EGFR IHC阳性及阴性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都延长了一个月，推翻了为临床情况稳定患者选择维持治疗治疗方案时需进行生物标记物检测的观点。另外，尽管不是该研究的主要终点目标，Brugger等仍然通过PCR对EGFR突变状态进行了评估，并发现将PCR作为预测因子，有助于在更好地评估厄洛替尼维持治疗对无进展生存期的影响在接受厄洛替尼vs安慰剂治疗时，伴有EGFR突变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显著长于EGFR野生型患者。然而，关于这一使用RT-PCR检测EGFR的发现，尚需要进一步研究验证。

虽然该项研究并非为了辨别生物标记物是否能用于预后测试，我们仍发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不出所料，那些EGFR突变阳性患者总体生存期得到了改善，而KRAS突变阳性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缩短了。

SATURN研究得出结论：在对接受过四个疗程的基于铂类化疗并无改善的非小细胞癌患者进行维持治疗时，可以考虑使用厄洛替尼，但这并不是说厄洛替尼的使用应当基于分子分析。那么，EGFR突变检测在临床上怎样辅助用药选择呢？当然有充足的证据支持在一线治疗前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为EGFR突变较为敏感的患者进行EGFR-TKI一线治疗。但是，EGFR-TKI是否可以用于EGFR未突变患者的维持治疗？该项研究的数据结果有其局限性，因为在不考虑患者的EGFR IHC情况下使用EGFR-TKI进行维持治疗，患者在无进展生存期上会有一个月的改善，改善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在总体生存期上并无改善。越来越多非小细胞癌一线治疗后无改善的患者接受维持治疗，治疗药物有厄洛替尼和培美曲塞。

如果已知RT-PCR检测EGFR突变检测结果，选择维持治疗方案时，在EGFR阳性且未接受厄洛替尼一线治疗的患者，以及EGFR野生型且未经培美曲塞或者厄洛替尼一线治疗的患者中，可以采用厄洛替尼进行治疗。而对于EGFR未突变的非鳞状非小细胞癌患者，则尚需获准进行厄洛替尼和培美曲塞的维持治疗的对比研究。

不考虑现今及将来的试验结果，我们明显能看到，随着个体化治疗目标的推进，非小细胞癌患者的治疗方案正愈加趋于个体化。因此，获取合适的组织标本势在必行——不仅仅用于组织病理学诊断，也用于个体化治疗前评估生物标记物检查状态。而且，随着新的分子治疗靶向目标的发现，获取合适的标本日益迫切。